湘江战役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于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与日俱增。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越来越被大多数领导人认识和接受，请毛泽东出山主持大局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4年12月底，在黄平老城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讨论，认为这样打仗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这次谈话被称为“橘林谈话”，很快传遍各军团领导人，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调。

资料图片：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南临贵阳，北倚重庆，西接四川，是黔北重镇。“遵义”之名来源于经典《尚书·周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意为不偏不倚、秉持王者之正义。“遵义”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政府将播州所领的罗蒙县改名为遵义县，沿用至今已有1300多年。除县名外，历史上曾有过遵义砦（zhài）、遵义军、遵义军民府、遵义府、遵义专区、遵义行政公署、遵义市等建制名称。

1月9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毛泽东遵义会议期间住址：

 

在这座二层小木阁楼里，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起草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稿。

 

雕塑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名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

 

遵义会议会址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主楼建筑面积428.48平方米。坐北朝南，两层，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大门西临子尹路，两侧原为8间铺面。

 

门厅后是砖砌牌坊，牌额用彩色瓷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牌坊后是青石铺墁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四合院，为柏氏旧宅，北侧为主楼。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在柏辉章的别墅召开。在会上，中央领导人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随后，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随后做了长篇发言。他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遭受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油画《遵义会议》：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

《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会址后面建有遵义会议纪念馆，研修小组和现场一位志愿者合影：

 

从遵义会议纪念馆出来，走过红军街，再走不远，便是红军烈士陵园。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百日内与国民党军数十次殊死战斗，最终突破重围挥师北上。据不完全统计，3000余名烈士牺牲于乌江赤水和贵州的崇山峻岭，但是仅留下1338名烈士英名，其余均为无名烈士。

 

烈士纪念碑：

 

红军英烈墙：

 

  

邓萍牺牲时是红三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27日，邓萍在指挥部队攻打遵义老城时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7岁。邓萍烈士的遗骸1957年才找到，1958年修建邓萍墓。

邓萍墓东侧，有一座表现邓萍中弹倒在张爱萍怀中的半身雕塑像，再现了邓萍烈士牺牲时的情景。

邓萍牺牲场景：

 

红军坟

在烈士陵园中，有一座独特的红军坟，坟前还摆放着祭祀的香炉：

 

原来，红军长征在遵义期间，部队卫生员经常下乡给当地群众治病。有一天，一位外出群众治病的卫生员留宿老乡家中，次日回来时，部队执行紧急任务离开了遵义。在紧急追赶部队时，他与敌人遭遇惨遭杀害。

群众安葬了这位卫生员，为他砌起了一座坟。因为这位卫生员医术高超，老百姓就开始流传他的传说来，以至于把他当做菩萨祭拜起来，成为“红军菩萨”。

当地反动政府派人来掘坟，但掘坟的人不是被石头砸伤就是自己扭伤。几次三番，老百姓就说红军菩萨显灵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动红军坟了。

人们一直不知道这位卫生员名字。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卫生员当年的领导故地重游，发现了“红军菩萨”的故事，确定这位卫生员名叫龙思泉，是广西人，牺牲时年仅18岁。

红军坟的前方有一座“红军菩萨”的铜塑，只不过雕塑者根据民间的传说，把龙思泉转化成了女性形象，展示了红军女卫生员给一个干人（穷人）孩子喂药的场景。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现了伟大转折，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不仅是红军长征路过的一处重镇，更是一处中华民族的一处精神高地。正是从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作出了关键抉择，走上正确道路，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遵义会议所承载的求实精神、独立自主和敢于纠错的勇气，至今仍是我们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历史启示。